新中国成立后，河南陶瓷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化，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地方国营陶瓷厂体系，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规模化扩张，在短短十余年间，河南陶瓷完成了从个体作坊到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体制转型。神垕钧瓷一厂、神垕钧瓷二厂、临汝汝瓷厂、洛阳美术陶瓷厂等一批骨干企业相继建成投产，成为名窑恢复和日用陶瓷生产的主力军。这些国营与集体企业承载着新中国河南陶瓷的全部光荣与困境：它们既是以卢广东为代表的老艺人施展手艺的舞台，也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实验场;它们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获得了稳定的资源支持，也受制于这一体制的僵化弊端而在后来的市场化浪潮中面临严峻挑战。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绝非简单的怀旧，而是为当下河南陶瓷产业的组织方式提供一面来自历史的镜子。 

　　一、从合作社到国营厂：所有制变革的路径

　　河南陶瓷业所有制形式的变革，紧密镶嵌于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宏观进程之中。1953年至1956年，随着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河南陶瓷经历了“个体——互助组——生产合作社——地方国营”的阶梯式转型。

　　第一步是组建陶瓷生产互助组。1953年，神垕镇部分个体窑户在政府引导下，组成了若干互助组，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上实行互助合作，但生产工具和产品仍归个人所有。这是所有制变革的初步尝试。

　　第二步是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河南省贯彻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精神，在主要陶瓷产区全面推进合作化。神垕镇的首个陶瓷生产合作社——神垕陶瓷社成立于1954年夏，入社窑户以窑炉、工具折价入股，实行集体生产、统一销售、按劳分配。合作社设置管理委员会，由社员选举产生，负责组织生产和经营管理。到1955年底，神垕镇上约七成窑户加入了合作社。1956年合作化高潮中，合作社进一步合并扩大，神垕镇组建了陶瓷生产高级合作社，下设若干生产车间。与此类似，临汝、登封、新安、修武等陶瓷产区也在1954至1956年间完成了合作化进程。

　　第三步是向地方国有企业过渡。1958年，在“大跃进”背景下，河南各地陶瓷合作社普遍转为地方国营陶瓷厂。神垕陶瓷社改制为禹县国营神垕陶瓷厂，后因管理体制调整和产品分工需要，又分设为神垕钧瓷一厂和神垕钧瓷二厂。临汝县将城关及周边陶瓷社合并为临汝县国营陶瓷厂，洛阳以合作社为基础组建了洛阳美术陶瓷厂。与此同时，新安、登封、修武、鹤壁等地的陶瓷合作社也相继转为地方国营或大集体性质的陶瓷企业。

　　这一所有制变革的深刻影响，远远超出了产权归属的范畴，它从根本上重塑了陶瓷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人才使用方式。在国有体制下，企业可以调配资源跨车间协作，可以安排专人和专门窑炉从事名窑恢复的实验生产，可以将老师傅的经验传授和青年工人的技术培训制度化。这些在个体分散经营时期难以实现的组织行为，在公有制框架下成为可以运作的常态。合作化为技术传承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在身份上，老艺人由个体户转为国营厂正式职工，按月领薪，生活有了保障，不再因生计所迫而改行;在知识上，企业建立了师徒合同制度，要求老师傅带徒授艺，将手艺从“家传”转为“厂传”。卢广东等一批老艺人正是在这一制度下，将毕生技艺传授给了年轻一代。与此同时，在高度计划的经济管理体制下，供销社和商业部门对陶瓷产品实行统购包销，原材料由物资部门按计划调拨，劳动力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企业在市场开拓方面几乎没有主动性可言。这种资源保障与激励缺失并存的局面，恰恰是后来体制僵化症结所在。

　　二、神垕钧瓷一厂：钧瓷恢复的主阵地

　　在河南国营陶瓷企业的阵列中，神垕钧瓷一厂占据着特殊而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神垕钧瓷一厂的前身可追溯至1954年成立的神垕陶瓷生产合作社，1958年转为地方国营后，逐步发展为以钧瓷研发和高端陈设瓷生产为核心的专业厂家。该厂在钧瓷恢复研究中承担了主阵地的角色，也是卢广东等一代钧瓷老艺人供职终身的单位。

　　神垕钧瓷一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厂区占地面积约三万平方米，拥有倒焰窑四座、试验窑两座，职工总数约三百人。厂内设有原料车间、成型车间、烧成车间、釉料研究室和产品设计室。在当时的河南陶瓷行业中，这已属于装备最先进、分工最明确的企业。厂内专门辟有“钧瓷试制组”，由卢广东主持，配备技术助手和学徒，不受日常生产任务的影响，专门从事钧瓷釉色和器型的试验研究。

　　在卢广东的主持下，钧瓷一厂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攻克了一系列关键工艺难题。铜红釉的稳定性逐步提高，釉面流纹的控制趋于成熟。器型方面，从早期的碗、盘、瓶等简易器型，逐步扩展到炉、尊、洗、花盆等传统陈设器型。尤为难得的是，卢广东在仿宋的同时也尝试创新，设计了若干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器型，为钧瓷走出单纯复古的窠臼开辟了道路。

　　神垕钧瓷一厂的产品在20世纪60年代已初步打入国际市场。据厂方保存的销售纪录，1964年至1965年间，该厂生产的钧瓷陈设器通过天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小批量试销香港和东南亚，单件售价约为十至数十美元不等。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极其珍贵的创汇来源。1965年河南陶瓷新产品展览上，神垕钧瓷一厂送展的钧瓷窑变花盆、钧瓷穿带瓶等作品获得一致好评，成为展览的焦点之一。

　　然而，钧瓷一厂的辉煌并未持续太久。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企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冲击。卢广东等老艺人受到冲击，钧瓷试制工作基本停顿。更为遗憾的是，在随后的动乱中，部分早期试验记录和釉料配方数据散失，给后续工作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失。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钧瓷一厂的生产才逐步恢复，但卢广东年事已高，技术担纲的重任已逐渐转移到周有等新一代艺人肩上。

　　三、神垕钧瓷二厂：钧瓷产业的扩展

　　神垕钧瓷二厂是与钧瓷一厂并行的重要企业，其前身同样是1954年组建的神垕陶瓷生产合作社。1958年转为国营后，因产品分工和管理体制调整，原陶瓷厂的另一部分车间和设备划出，独立组建了神垕钧瓷二厂。如果说钧瓷一厂的定位偏向高端陈设瓷和名窑恢复研究，那么钧瓷二厂则更多承担了钧瓷产品的大宗生产和普及任务。

　　与一厂相比，钧瓷二厂的产品结构更为多元。该厂在烧制钧瓷陈设器的同时，大量生产钧釉日用瓷——碗、盘、壶、杯、罐等，将钧瓷的窑变之美从清供雅玩带入了寻常百姓的餐桌灶头。这种“钧瓷日用化”的路向在当时不乏争议：一些陶瓷艺术界人士认为这是对钧瓷艺术性的降格;但另一种声音则认为，让更多的人用得起钧瓷，恰恰是对这一传统工艺生命力的最大延续。

　　钧瓷二厂在技术层面同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该厂工程师和技师在总结卢广东等人经验的基础上，着手进行钧瓷窑炉的改造试验，将传统的倒焰窑逐步改为隧道窑和推板窑，大幅提高了窑炉的热效率和产品合格率。这一技术改良虽然在钧瓷高端藏品的烧制圈子中毁誉参半——有人认为现代化窑炉无法产生老式倒焰窑那种丰富的窑变效果——但就扩大产业规模、降低生产成本而言，无疑是正确的方向选择。

　　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神垕钧瓷一厂和二厂合计年产钧瓷约二十万件，职工总数超过八百人，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钧瓷生产基地。两厂的并存竞争和互补发展，构成了新中国钧瓷产业化的核心图景。

　　四、临汝汝瓷厂及其他名窑企业

　　临汝县汝瓷厂是汝瓷恢复和产业化生产的骨干企业。该厂的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临汝县陶瓷生产合作社，1958年转为地方国营临汝县陶瓷厂，后因汝瓷恢复任务的重要性提升，更名为临汝县汝瓷厂。

　　与钧瓷有卢氏传承谱系不同，汝瓷的技术恢复几乎是从文献和考古中“重新发明”。临汝汝瓷厂的技术人员在缺乏老艺人指点的情况下，依靠对宋代汝瓷残片的胎釉成分分析，结合矿点踏勘和反复试烧，一步步摸索前进。这一过程的艰难程度超乎想象。据20世纪60年代在厂工作的技术人员回忆，为寻找配制天青釉所需的关键矿物，技术人员带着地质锤和干粮深入临汝、宝丰和鲁山山区，风餐露宿，遍访矿点。采集到的每一批矿石样品运回厂里粉碎、配釉、试烧，烧出来不对就再找再试。

　　20世纪60年代中期，汝瓷月白釉初步试制成功，标志着汝瓷恢复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此后数十年间，汝瓷厂的技术团队在稳定月白釉的基础上，向天青釉发起持续的冲击。这一过程漫长而枯燥，却又充满戏剧性——有时调整了某一种原料的产地，釉色就明显改观;有时仅仅改变了窑内一点点的气氛控制，原本沉闷的灰色就透出了青意。正是这无数次的微小改进和偶然发现，最终将失传八百余年的天青之梦拉回了现实。

　　洛阳美术陶瓷厂是唐三彩恢复和生产的核心企业。该厂成立于1958年，以仿制唐三彩为主要产品方向。厂内设有造型设计室和釉料配制室，一批受过美术专业训练的青年设计师与老艺人协同工作。洛阳美陶厂的唐三彩产品迅速获得国际市场青睐——20世纪70年代初期，该厂的仿唐三彩马、骆驼、仕女俑等产品已批量出口至日本、欧美和东南亚，创汇额在河南省工艺美术品出口中名列前茅。1981年洛阳安菩夫妇墓出土了大量精美三彩器之后，洛阳美陶厂获得了更充分的标准器参照，其产品在文物复制精度和艺术表现力上均跃上新的台阶。

　　除上述名窑专业厂外，这一时期河南全省还分布着一批以生产日用陶瓷为主的综合性陶瓷厂。新安县陶瓷厂以生产青瓷碗盘和黑釉粗瓷为主，产品供应豫西农村市场。登封县陶瓷厂在维持日用粗瓷生产的同时，也尝试恢复珍珠地划花工艺，但因技术和市场原因始终未形成规模。修武县陶瓷厂承担了当阳峪窑绞胎瓷的初步恢复试验，然而绞胎工艺极其复杂，恢复难度远高于一般的单色釉瓷，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真正取得突破。鹤壁陶瓷厂则以生产白地黑花粗瓷和黑釉器为主，是豫北地区最大的日用陶瓷企业。

　　这些企业的共同特点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维持了产业的基本存在，但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压力，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生产的状态，为后来市场化转型中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五、国营体制的成就与局限

　　客观评价河南国营与集体陶瓷企业的历史功过，既要看到它们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不可替代的贡献，也要正视其体制性的局限。

　　计划经济体制为河南陶瓷企业提供了一块免于市场竞争压力的“安全区”。在统购包销模式下，企业不必为产品销路发愁，国家商业部门按计划价格收购全部合格产品。原材料由物资系统按计划供应，劳动力由劳动部门统一分配。这种制度安排在1950至20世纪70年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确保了陶瓷产业在资源极度匮乏的环境中维持了基本的规模。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这种“旱涝保收”的制度环境，使企业逐渐丧失了主动适应市场、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

　　国营体制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在于激励机制的缺失。由于企业利润上缴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企业管理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工人工资按等级固定发放，干多干少差别不大，技术优劣收入趋同，生产积极性同样受到压抑。这种“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成为掣肘河南陶瓷产业发展的最大制度障碍。

　　回顾这段历史，河南国营与集体陶瓷企业既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们在名窑恢复中承担了主力军角色，使失传数百年的钧瓷、汝瓷、唐三彩技艺重现人间，也培养和锻炼了改革开放以后推动河南陶瓷产业腾飞的第一代管理和技术人才;但它们也确实存在体制性缺陷，产品品种单一、创新能力不强、市场反应迟缓。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当来自景德镇等南方产区的市场化竞争骤然加剧时，这些习惯于计划指令的国营厂普遍陷入了严重困境，其中的大部分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体制性教训，对于今天河南陶瓷产业的组织方式选择，仍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本站编辑）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